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徽商与晋商初探
时间:2010/10/12 9:08:19 来源:绩溪政协网 作者:张正根 黄来生  浏览量: 1695

 

    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史尤其是明清两代经济社会发展史上,徽商与晋商对于推动当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。号称十大商帮之首的徽商与晋商,为后人留下了无可胜计的财富与文化。因此,对于这二大商帮作一番探讨,也许对于我们当今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,有点启迪。

一、徽商与晋商崛起的背景比较

徽商即徽州商帮的简称,这是一个以古徽州一府六县(歙县、绩溪、休宁、祁门、黟县、婺源)商人在徽州或徽州以外经商者结成的经济群体,带有极其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。其自形成到解体约经历400多年的历史,崛起于明清,衰落于民国,至1950年代彻底消失。而晋商也是一个带有浓郁地方色彩的商人群体,主要指以山西以及陕西关中地区的商人,即所谓山陕商人,其中尤以山西祁县、平遥、太谷、介休等地的为最著名。举商贸大业,夺金融先声,汇通天下,称雄500余年。晋商的历史远早于徽商,其历史可远溯到春秋战国时期,这是因为山陕地区原本就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和摇篮。而徽商的先祖则绝大部分就是山陕地区的中原移民后裔。在春秋时期,所谓的徽州还是一片蛮荒的江南古越之地,但晋商的鼎盛时期与没落却与徽商差不多,都盛于明清两朝,没落于民国时期,消失于1950年代初。作为封建社会的经济群体,其起落亦必随着封建王朝的败落消失而消失,其理其中。

徽人何以要行贾天下,徽州民谚云:前世不修,生在徽州,十三四岁,往外一丢。为什么要“往外一丢”呢?因为前生没有修着,出世在徽州这个苦地方,养不活,只有“往外一丢”,出外谋生,行贾天下,养家糊口,这就是最初的本能与动机。徽处万山之中,七山一水一分田,一分道路与庄园。除了山还是山,人多田地少,耕获三不赡一。诚如歙县塘模人许承尧所说:吾徽“土少人稠,非经营四方,绝无治生之策矣”(《歙事闲谭》)。胡适先生的父亲便是十三四岁就开始学做生意了。大学者顾炎武在他的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中说:徽州“土田依原麓,田瘠确,所产至薄,独宜菽麦红虾灿,不宜稻梁。壮夫健牛,日不过数亩。粪雍缉栉,视他郡农力过倍,而所入不当其半。又田皆仰高水,故丰年甚少。大都计一岁所入,不能支什之一。”清康熙绩溪人曹有光说:“绩邑于徽府最小,而特当入徽之冲;绩邑与歙为接壤,而独受多山之累……山压水冲,偏绩溪有难耕之土。”又清乾隆徽州知府何达善说:“徽郡据江左上游,而绩溪实当其脊。崇山峻岭之间,土硗用啬,不足颉颃于他邑。”再如休宁县,也是“地狭人稠,耕获三不赡一。即丰年亦仰食江楚,十居六七,勿论岁饥也。”侷促贫瘠的自然地理条件,逼着这片土地的人们不得不“十三四岁,往外一丢”。只有走出去,才能找到一条活路和发展之路。战乱使得中原人移居地偏一隅的古徽州,而又由于人多养不下,又不得不出外谋生离开徽州,走向天下。于是,从南宋以后,徽州人又开始离开本土,出外经商。因此,历史上的三次中原移民,使得徽州这片世外桃园人满为患,为着生存与发展,这些原本是中原移民的徽州人,又背井离乡,行走四方,寄命于商了。可以说,徽商初期崛起南宋以后。

转看晋商,其崛起的背景与成因亦与徽商大同小异。纪晓岚说,“山西人多商于外,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,俟蓄积有资,始归纳妇。”山西大学研究生院院长行龙说:“要明白山西为什么在明代开始就有这么多的人从事商业,我想应该对明代初期山西的社会状况有一个基本了解,其中最主要的一个,就是当时山西面临的巨大的人口压力。元末明初的一场战争,它的战区主要是在中原地区。经过这十几年的战乱,中原地区人口丧失非常的严重。相对来讲山西却是一个风调雨顺的社会环境,就在明代洪武年间的时候,山西的人口总数就达到了四百万,这个四百万已经相当于当时河北、河南两个省区人总数的总和。”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孔祥毅也说道:山西“很多县志,包括浮山志、翼城县志、临汾县志,至少我看见有三十多部县志,都谈到一点,由于土地瘠薄,人口稠密,生计不好维持,所以只好外出,以谋求得到一种补助。”这和徽州的人多田地少是一个理儿。我们到山西考察,确实感到西北高原的那种荒凉,有的地方,连绵数百里群山,简直寸草不生,土地因为是盐碱地,又缺雨水,气候干燥,所以也很难种出粮食,只能种旱粮,比起地处江南的徽州来,恐怕还要艰苦得多。很多的山西商人,实际上也是十几岁就出外学商了。

所不同的是徽州人是学而优则仕,先儒后商,商而后儒,所谓儒贾相通,不轻视商,但读书做官还是一等一最重要的;山西人则是一等人才去经商,三四末等去读书,学而优则商。乔致庸本来是一个很好的读书料子,却硬要他去经商。这在徽州人的观念中,那不可能。在文化理念、精神理念上徽商崇奉“程朱理学”。晋商崇奉关帝爷,雍正二年(1724)山西巡抚刘於义奏称:“山右积习,重利之念,甚于重名”。子弟俊秀者,多入贸易一途,其次宁为胥吏,再次者谋入营伍,最下者方令读书。雍正皇帝朱批道:“山右大约商贾居首,其次都犹肯力农,最下者方令读书”(《明清晋商资料选编》)。清末举人刘大鹏说:“当此之时,凡有子弟者,不令读书,往往学商贾,谓读书而多穷困,不若商贾之能致富也。是以应考之童不敷额数之县,晋省居多。”(《退想斋日记》)。举凡满清300年中,山西全省没有一个文状元,而徽州区区弹丸之地,仅休宁一县就出了头十名状元。两地之文化理念,孰轻孰重自然了然。虽然明代的“开中法”使晋商大大地赚了一把,但是晋商实际上却是大险险于走西口,大富也是富于走西口,西北边陲以至俄罗斯、欧洲的经济繁荣,一度就是晋商的作用所致。而徽商则自“开中折邑”以后,先是盐商大发于两淮扬州之地,然后是东南半壁及至东南亚诸国,尽赖徽商之利,上海、通州、扬州、松江等地,则成为徽商的殖民地。民谚有“钻天洞庭遍地徽”。谢肇 则称“富宝之称雄者,江南则推新安,江北则推山右。”明代全国富商排行榜17家中,山西占去三姓,徽州占去二姓。一西北,一东南,两大商帮,虽营商文化有所不同,营商地盘有所不同,但同执中国商界牛耳于明清两朝,叱咤风云于世,又同样地没落衰败于清末民国乃至消失于1950年代,却是殊途同归。

二、徽商与晋商衰落的启示

1、徽商与晋商相同的崛起背景告诉我们,穷则思变。晋商所处为西北苦寒之地,徽商所处为山限壤隔,地少人多,逼得人们从一穷二白中奋发拼博,走西口,出新安,去为改变人生而行走天下。

2、徽商与晋商在商业精神上的诚信观、义利观,百折不挠,坚忍不拔,创造了流传千古的商业文化,如徽商的“徽骆驼”精神和晋商的“进取精神”、“敬业精神”、“群体精神”等,都值得我们借鉴。徽商的“徽骆驼”精神甚至成为我们今天这一方水土中人的做人理念了。

3、徽商与晋商均繁盛于明清两代,其间晋商前后活跃商界500余年,徽商约400余年,两大商帮在其发展繁荣时期均创造了商界奇迹,为后世留下了辉煌灿烂的商业帝国文化,涌现出象胡雪岩、江春、马日璐、马日琯、汪裕泰和乔致庸、雷履泰、张四维、席铭、王相卿、王崇古、马自强等。这些古代商业骄子成就的商业奇迹,不仅成为我们现在津津乐道,研究挖掘的文化矿藏,他们本身也成为现代中国商人和企业家的楷模,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史上的一道风景线,一座丰碑。

4、徽商与晋商均衰落于清末民国时期,共同的背景都是国家政治腐败无能,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,而使得两商帮失去最大的政治依靠,皮将不存,毛将焉附。内乱外患,民不聊生,哪可言商?因此,商道之兴,必依于国家兴旺发达。政通人和,外强于世界民族之林,内顺于民生之声,才是商人企业家们创业的根本。

5、商业与企业的最高境界是做什么,答曰:是做文化。文化是软实力,是凝聚力、向心力。企业的初级阶段,没有能力做文化,它要求生存,求发展。而一旦企业做大,其时企业追求的不再是初、中级阶段的市场竞争中如何取胜,而是这个企业非物化的精神理念,一种渗透于不仅是本企业,而是全社会的文化濡染力。历史上的晋商徽商就是如此做的。晋商的关公神明,诚信仁义;徽商的程朱理学思想、“徽骆驼”精神等等,不正是历史上一代代晋商与徽商们创造累积并传承下来的吗?物的东西,可以毁掉,而精神的文化的东西即非物质的东西却是毁不掉的。转看今日国内的一些大型、特大型企业,不正是在做着本企业可以传之后世的文化吗?

6、晋商和徽商衰败没落的原因还可以告诉后人,忧劳可以兴国,逸豫可以亡身。历史上不乏两大商帮奢侈靡费的事例,或多或少地加快了两大商帮败亡的步伐,这也是我们现在不仅仅是商人企业家们要吸取的教训,更是全社会都应以史为鉴的好教材。

 

张正根 绩溪县政协主席 黄来生 绩溪县政协文史委主任


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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